60年中国会计变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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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初期(1948年-1957年):扔掉西方的,贴近苏联的,传承自己的   一个朝代的更迭必然面临除旧布新。然而,在清理旧有思想的同时我们也曾放弃过会计所蕴含的合理内核,那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百多年的会计结晶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新中国成立伊始,1950年1月和3月,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在上海《大公报》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:《应用自己的会计簿记原理记账》、《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》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,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,最早在会计界发生思想的萌动?我想这充分说明了会计服务经济社会的特性,会计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在当时经济向苏联“一边倒”的形势下,章乃器先生主张首先要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会计记账方法,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,而外来的借贷记账法就不是民族的、大众的,也不够科学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这种说法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,也有很多人发表文章进行讨论。两种观点并存:一个是新的、西方的,一个是旧的、中国的,究竟哪个好?见仁见智。后来争论被搁置了,不过,我们看到建国初期,会计界除旧布新的最先举动便是“讨伐”西方会计记账方法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1951年以后,我国全面引入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。这种“引入”首先是通过翻译大量教材并在报刊上进行宣传。其中马卡洛夫的《簿记核算原理》影响颇大,甚至于奠定了后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会计学的思想基础。这本书认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本质不同,并提出了阶级性是会计的一个显著特征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中国人民大学的邢中江和黄守宸两位教授发表《怎样建立新中国的会计基础》一文指出,旧中国的会计完全是模仿和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,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,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很多区别,社会主义会计的定位,是为国家预算做服务的,体现在会计方法、目标、资金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。他们的思想上体现了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界的主流思潮,与苏联专家是完全趋同的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当时的中国会计界有一种“终于将西方那一套东西扔一边了”的解脱,所以建国初期,我国会计学发展的特征可以用三个动词概括:一个是“扔”——扔掉西方的;一个是“贴”——贴近苏联的;一个是“传”——传承我们原有的会计方法,使之成为“民族的、大众的”,而阶级性的讨论则贯穿其中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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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跃进”“文革”时期(1958年-1976年):大力简化,意识形态至上   或许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看出会计的嬗变,非常时期产生非常会计思想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我收集了一部分大跃进时期的会计类杂志和书籍。那时候的人们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,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”,“一天当一百天”,“赶英超美”。这种思想必然要在会计学的发展上投射出影子,那就是简化会计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会计要怎样跃进呢?首先是破除迷信。1958年《工业会计》的一篇社论指出,会计人员的迷信是很深、很多的,迷信外国、迷信书本、迷信制度、迷信专家,这种迷信一定要破除,才能解放思想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现在看来,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,但当时的破除并不是建立在对会计学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之上的,而是盲目的破除。当时人们主张核算员只要又红又专,高小毕业——基本上等同于现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水平——就可以当核算员,并被称为“人民的核算员”、“红色核算员”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其次是大力简化。不光在会计领域,在别的方面也一样,人们主张突破一些旧有的思想观念和旧规则,所以就导致了快速的会计简化。原来财政部规定的报表有十几种,后来就变成了只有一张。科目也由原来最多的一千多个简化为66个,这还只是我查阅文献掌握的数据,当时有的报表中的会计科目可能更少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,比如“以表代账”、“无账会计”,只要表单车间可以用,群众核算可以用,就是革命的会计。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性,鼓励工人参与财务核算,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色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文革时期,某些会计人员被认为是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的典型,被下放劳动。会计工作我了解的很多事情就是“混乱”和“瘫痪”。那时候“利润”这个词基本上不能提,成本管理、费用管理倒可以提,叫节约。与之对应,会计也有好多语录,比如“为了中国革命,节约每一个铜板。”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其实节约也就有利润,但不能提利润,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的,是“封”“资”“修”的,这也直接导致了会计的意识形态至上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在70年代,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些企业“三不记”:不记利润、不记奖金、不记成本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从“大跃进”到“文革”,不少企业只有一张表,叫资金平衡表。这张表一边是资产,一边是基金。现在的会计平衡等式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,那时是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例如购入固定资产,现在是用企业拥有的现金直接去买,记一笔“借:固定资产贷:银行存款”即可,那个时候不是这样,“打油的钱不能打醋”,购置固定资产相当于财政支出,要专户核算。会计科目记成“借:专用基金——更新改造资金贷:专项存款”,同时还要做一笔“借:固定资产,贷:固定资产基金”,也就是基金会计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别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——计划经济以及“大一统”经济的特点,企业的自主权很小,会计核算是为国家核算。那时会计所能做的,集中在勤俭节约、“节约闹革命”这些宏大命题上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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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期(1978-今):改革开放,鱼傍水活水傍鱼   新时期会计30年,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四个字:改革、开放。经济的改革必然导致会计的改革,开放的经济必然产生开放的会计,这从一系列变化中表露无疑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“文革”使会计发生历史性断层,改革开放伊始即对建国初期的议题继续讨论,包括记账方法、会计属性、会计职能等等,可谓百家齐鸣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计划经济时期的会计观认为,会计就是为社会主义企业、机关事业、信贷系统和各级预算单位服务,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:记账、算账、报账,会计被简单地框入一种管理工具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新时期的会计不再定位于单一的管理工具上,出现了两论并立的格局。一种观念认为会计是信息系统。另一种观念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,“两论”无高下之分,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,均丰富了会计的思想内涵,也对会计的属性做了一次厘清。其间,不少学者还明确提出会计没有阶级性,从而预示着会计不再成为政治的“婢女”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这是对建国初期会计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接续。这种接续使得中国会计走出了一个完美圆环。1978年12月份之后,共和国告别阶级斗争,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从封闭、半封闭到全面开放,会计于是抛掉了自身的束缚,还原了应有的本色。经济是文明之子,会计乃经济之子,故会计乃文明之孙。会计紧随文明的进步,它与经济社会发展,完全是鱼水关系:鱼傍水活水傍鱼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随着会计之门的打开,我们开始进行大量的补课,之前我们中途逃学了,很多课没有上。于是,会计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会计的一系列思想、方法,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、没有选择权、不需要职业判断,到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纳入准则模式和专业判断平台;从“与国际会计协调”、“与国际会计接轨”到“与国际会计趋同、等效”,中国会计果断地采取了“拿来主义”,尽管免不了有时“跛足”,但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阶段。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  我常常在静静的午夜神驰于会计的忧患:如果说中国会计错过一些历史的机遇,那么,今天的我们到了把握战略机遇、构建充满生机的中国式会计理论与实务大厦的时候了! Óßµêó¶Q´VŠbbs.51ecom.ccUÏ(ùè¨-‚N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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